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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与上海|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2019年05月04日 16:59 来源:网络整理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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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到现在,整整100年了。5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就“重读五四”,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四运动到现在,整整100年了。5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就“重读五四”,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他表示,五四留给我们更重要的遗产,是缔造五四那种能够让各种观念、思潮、主义自由对话交锋的兼容并包的思想生态和文化生态。正是这种态度和这种生态,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罕见的智识奇观。
五四与上海|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周武个人照。本图由周武提供。
【对话】
“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澎湃新闻:学者就“北京与上海,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直有争论。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周武:这个问题确实有些争议。过去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在北京,更具体地说,就是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
这种看法认为,《青年杂志》虽然在上海创刊,但影响不大。《新青年》是搬到北京以后才产生了影响,新文化运动才激荡成潮,进而演变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想革命。
其实,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如果单纯从量上统计的话,《青年杂志》刚创办的时候发行量不大是事实,最初每期只有一千本左右。它的鼎盛时期确实是在北京,最高的发行量达一万五千本到一万六千本。不过,大家可能忽视了一点,《新青年》随陈独秀、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而迁到北京以后,事实上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编辑部搬到北京,但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发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
那么,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又何以能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我认为它取决于三大因素。
五四与上海|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新青年》杂志
第一个因素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过去我们对这个口岸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单面的。大家都知道,近代上海是个大码头,“中华第一码头”,“亚洲头号商埠”,但基本上是从贸易、从经济这个角度去看的。其实上海不仅仅是贸易、经济的码头,它也是新知识、新思潮、新智慧的码头。概括的说,是新文化的码头。
码头是四通八达的,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上海是一座“两个世界之间”的枢纽型城市,一头连着世界,一头连着广袤的内地,上海的重要性和“传奇性魅力”即是在这种连结中突显出来的。借助这个通达世界各地的网络,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没有这个网络,新文化怎么可能迅速席卷全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第二个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在中国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氛围里面,上海尽管做了许多事情,成为最大的新文化码头,但没有经过帝都的认证、加持。《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这是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因为北京是帝都,而北京大学又是北洋时期唯一一所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大学,地位非常特殊。《新青年》到北京,又是由北大的一帮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帮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北京天然具有一种类似麦克风的功能,因此在那里发言,声音易被放大。而上海是万商之海,市井鼎沸喧嚣,很难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第三个因素是运动领袖的身份。任何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新的文化运动,它的发起者、组织者的身份非常重要。当年的“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都具有留洋的经历,后来又都齐聚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由他们来推动新文化运动,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背后实际上关联着清末民初历史的一种深层变动。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理解了。清末武进有一个名叫陆炜士(尔奎)的先生,道德学问自小就见重于乡里,许多人都以师礼事之,可谓“有声于国粹丈人之林”,戊戌前受聘担任北洋等学堂讲席,乡先生多不解,群起而短之说:“陆某士夫也,竟与若辈周旋乎?”可见,那个时候新学堂的讲师是被轻贱的。但科举废除之后,情况大变。“大学校教师”逐渐成为“最礼重之秩位”。这是一个知识权威的再造过程。此前的知识权威来自书院场屋,此后则逐渐转移到另一个场域,也就是大学。在民国时期,是否留洋,是否具有留洋经历的大学教授,境遇和影响力大不相同。
概括地说,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没有中心口岸的庞大网络,新文化运动不可能短期内席卷全国;没有帝都政治文化的加持和认证,新文化就很难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没有留洋的大学教授的身份这个金字招牌,新文化无法取得引领全国青年那样的号召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把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合起来讲,比分开来讲更有意思。上海和北京,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城市:一个是魔都,一个是帝都;一个因“社会”(工商)而成为中心,一个因政治而成为中心。类型不同,中心点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响力也非常不同。但是这两个城市在清末民初是很难分开来讲的。就新文化运动而言,《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以后,跟上海的联系仍然是非常紧密的,北京跟上海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比较有影响的两套丛书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主持编纂的《世界丛书》,梁启超共学社编纂的《共学社丛书》,是由商务印书馆资助出版的。还有《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上海在清末民初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文化网络,新文化的理念、读物正是借助这个网络快速传播开来。
所以,我说,没有上海的参与,新文化是很难运动起来的。与其去争论北京、上海哪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如说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五四与上海|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新潮》杂志
澎湃新闻:你如何评价上海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周武:众所周知,五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无论是广义的五四还是狭义的五四,上海的作用都无可替代。
就广义的五四而言,上海可以说是“五四之源”。19世纪末上海就已是“新学枢纽之所”,新知新学引进、生产和传播的重镇。到五四时期,上海同样举足轻重。
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年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多达1000种以上,单五四运动后的半年中,中国新创刊的白话文刊物就有400种之多,“包括了现代知识和生活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方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这些新期刊除《每周评论》、《新潮》、《国民》3种在北京出版外,其余8种均在上海出版发行。
在新思潮的裹挟下,许多旧杂志和报纸也开始纷纷改版,“顺应世界之潮流”,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教育界》等都转而使用白话文,并开始介绍现代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另一些报纸则开辟了专栏或增加了副刊,如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取消了《国民闲话》和《民国闲话》两个副刊,改出《觉悟》副刊,介绍和宣传新思潮,受到读者的欢迎。
与此同时,新书和翻译著作的出版成倍增长,商务印书馆1912年出书407种,1905年出书552种,1919年出书602种,到1920年出书量猛增至1284种。当时全国至少有48家出版社竞相出版中译西书,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与此相对应,纸张的进口,从1918年到1921年几乎翻了一番。这些海量的新文化书刊借助上海无远弗届的发行与传播网络迅速推向全国各地,新文化运动遂由最初的校园试验衍变而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
就狭义的五四而言,五四原本只是北京大学、北高师等13所学校学生发起组织的针对巴黎和会“强权战胜公理”的抗议运动。5月7日上海各界即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两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六三”以后,上海更举行“三罢”运动,五四遂由学生运动扩及工人、商人及社会各界,运动中心亦由北京移到上海,并波及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最终促成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没有上海的介入,五四运动断不可能形成那样浩大的声势,断不可能那么快就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衍变而为席卷全国的救亡运动和启蒙运动。正如上海学联发布的《告商工界同胞书》所称:“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也是在这个澎湃的运动中,青年学生开始出而领航,用当时的话头叫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澎湃新闻:在思想文化方面,五四运动为上海留下了哪些红色成果?
周武:新文化运动到了五四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这种转向也就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历史的“苏俄转向”,此前是“揖美追欧”,此后则开始“以俄为师”, “《新青年》已不止是片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专号》的问世;不止是《新青年》谈马克思主义,而是有更多的新起的刊物来谈马克思主义了;也不止是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是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客们展开斗争了。”
从“揖美追欧”到“以俄为师”,这种转向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和红色文化在中国的兴起。
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可以倚仗和能够倚仗的只有宣传。正因为如此,中共发起组成立伊始,即致力于构建自己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1920年8月《劳动界》周刊创刊,同时成立新青年社,具体负责党刊及相关书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9月,将《新青年》(第8卷第1期起)改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1月7日又秘密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并出资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第7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成立又新印刷厂。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后,又立即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并在《新青年》第9卷第5期发布《人民出版社通告》,计划推出《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及其他相关译著。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体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自觉。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创建之初的中国共产党毕竟势单力薄,单靠自己的力量宣传“主义”,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显然力有未逮。因此,中共创建之初就已意识到必须借助和“征用”那些已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和报刊及其传播网络,才能扩大其宣传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基于这种认识,中共发起组成立后,除了创办自己的党刊和出版机构外,更自觉地利用上海丰沛的出版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道,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等书局都曾出版过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这些被“征用”的书局中,商务的规模最大,资本最雄厚,人才最集中,印刷技术最齐全,发行网络最健全,因而被中共视为最需要倚重的力量。据统计,1919—1922年间,也就是中共创建时期,商务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即有20种。 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及利润》;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不乏经典,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斯经济学说》,就被誉为“马克思学说最简明且准确的读本”;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除了这些书籍外,商务的期刊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都刊载数量不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虽然,跟同期商务的出版总量相比,这些书籍和文章仅占极小的比例,而且商务出版这些书籍也并不代表它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偏向,但商务在不足四年的时间里即出版20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却是同期出版此类书籍最多的出版机构。即使是中共自设的人民出版社在同一时期也仅出版16种,比商务还少4种,且多为小册子。就此而言,说商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重镇应不为过。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源头,大革命后,出于对时局和现状的极度沮丧,更多的革命青年转向苏俄寻求精神导向,据林语堂的观察,他发现青年中国已经“变红”了,在1930年9月11日刊出的一篇“小评论”中,他这样写道:“现在你只要去(上海)福州路的新书店转一下,你就会发现,市场上百分之七十的新书都和俄罗斯、马克思,或者名为某某斯基、某某列夫的作者有关。要把最近两年译出的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列个数目清单,恐怕哈佛或哥大俄国文学教授看了都会汗颜……因为俄罗斯已经征服了青年中国,青年中国已经属于俄罗斯。如果你认为今天青年学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和1919年“五四”时期或者1927年民族主义“大革命”时期的一样,那很不幸你一定搞错了。青年中国在国民革命之后这三年内变红了。”这当然不免有些过甚其辞,但经过五四、五卅,再到大革命以后,“红潮”不仅已成为上海多元文化中无法忽视的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在全国呈现出燎原之势。
“兼容并包的思想生态,是五四的重要遗产”
澎湃新闻:你如何理解与总结“五四遗产”?
周武:我一直认为五四留给我们更重要的遗产,不是五四新青年倡导的那些具体主张,而是他们确立的“重估一切价值”、“解在信先”的“评判的态度”,是缔造五四那种能够让各种观念、思潮、主义自由对话交锋的兼容并包的思想生态和文化生态。正是这种态度和这种生态创造了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罕见的智识奇观。
如果我们重返五四现场,你就不难看到,短期之间,成百上千中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新潮》,有《学衡》,也有《国故》;各种观念、思潮、主义一齐涌来,如民主、科学、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论及社会改良主义、杜里舒的新康德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郎普勒西特的文化史观、鲁宾逊的综合史观、尼采的“超人”学说等等,以及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及“互助论”(或“互助主义”)、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等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各有拥趸,各有市场,“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
与此相对应,各种社团纷纷成立,仅五四运动后一年中设立的进步社团就有三、四百个之多。这些社团或以探索社会改造真理为己任,或以“昌明学艺”为宗旨,或以发扬国粹为目标,或举办学术活动,或创办学术刊物,一方面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必要的精神氛围,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又以各自的研究实绩呈示社团本身的学术底蕴。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我称之为“智识奇观”。
五四这种“智识奇观”的形成,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有着莫大的关系。单纯从学问上讲,蔡元培在当时当然算不上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义,而且把这种主义落到实处,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正是这种“兼容并包主义”孕育了五四,缔造了五四。当年北大的教员当中并不只有陈独秀,并不只有胡适,还有跟“新青年”所倡导的观念对峙的人物,有梁漱溟,有辜鸿铭,有刘师培,有“章门弟子”黄侃等等;学子中也并不是只有傅斯年、罗家伦,还有一大批醉心于旧学的。这种多元并存的思想生态和文化生态才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最弥足珍贵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把目光移到北京之外,五四之所以成为席卷全国的思潮、运动和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绝不是单靠单靠一校一刊,或者说单靠聚集在一份杂志和几个社团周围的“新青年”的呐喊,就能造出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声势和影响的。
过去我们仅关注《新青年》、关注《新潮》,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当中还包含许多知识精英的努力,如学衡派及《学衡》杂志,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梁启超及其讲学社等等。这里,我想简单地说一下,过去谈论五四较少关注的中国科学社的努力。
五四与上海|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科学》杂志
中国科学社原本是留美学生的社团,他们创办的一份杂志叫《科学》,这家杂志到现在为止还在出刊。它也是1915年创刊的,几乎与《青年杂志》同时创刊。《科学》杂志把留学欧美的青年精英全部聚集到自己的麾下,它的作者绝不多数后来都成了中国科技界的精英,通过《科学》,大量的西方现代科技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随着他们的陆续回国,并进入大学执教或学术机构从事专业研究,科学逐渐学科化,变成大学里头的一个个学科,中国现代的学科体系、科技体系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开始陆续创建,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国化学学会等等,这些学会社团跟欧美相关的学术界联系紧密,有的还是国际学术社团的团体会员。借助这些科技精英和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的现代科学开始融入世界,最后变成改变中国的最重要的力量。而它的真正发端,就是五四。
所以,我说,五四不是单音独鸣,而是众声喧哗;不是独奏,而是交响。其中有“新青年”的声音,有学衡派的声音,有梁启超及讲学社的声音,有林纾的声音,还有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暨上海出版业的介入,各种思想、思潮、主义相互激荡才造成了一种沛然莫御的时代大潮。所以,我认为讲五四,更重要的不是它的几种观念,而是能够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的兼容并包的思想生态。
五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遗产,过去谈得不多,我觉得有必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五四促成了思想场域或学术社会重心的转移,即从科举场屋转移到现代大学。
以前,思想场域和学术社会的重心在科举场屋,即使在京师大学堂等大学建立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到新式大学执教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并不是一件名誉的事情。到了五四,蔡元培改造了旧北大,北大成了各路学术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荟萃之地,大学因之而成了中国现代人文与科学的渊薮和制造知识权威和思想权威最重要的场域。这是一种深刻影响中国现代走向的权势转移。这种转移是五四促成的,五四时期的北大让中国看到了一所现代大学真正的模样,为中国现代大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此后,才有一大批现代大学陆续创建,中国现代大学体系才逐步确立起来。
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五四是多元的,多元的五四又为中国的现代转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过去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五四与中国的“苏俄转向”,也就是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这个当然是五四的一种方向。没有五四,没有五四造成的那种时代大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那么快就形成燎原之势。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五四跟国民党改造的关系,正是五四促成了中国国民党的改造,这个问题非常庞大,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如果我们把开端当作开端,而不是从结局回溯开端,就不难看到五四的多元性和多元性的五四,以及它为中国提供的多种可能性。
目前,学界有关五四研究的成果甚多,且不乏精湛之作。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已有的五四论述大都集中于“观念的五四”,集中于“一校一刊”,集中于“新青年”一系,其实,五四的遗产,五四的重要性绝不仅仅在于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科学、个体、社会、救亡、启蒙之类观念。单纯从这些观念而言,无论民主、科学,个体、社会,还是救亡、启蒙,都不是到五四才出现的。也就是说,《青年杂志》所讲的那些东西,所倡导的那些东西,在《青年杂志》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杂志讲过,倡导过,就这个意义而言,《青年杂志》(《新青年》)超越前人的东西并不多。我们谈五四,不能仅关注观念的五四,更应当关注作为文化生态和思想生态的五四。
二是已有的五四论述多集中于它的启蒙主题,而对启蒙是如何可能的则甚少追问。其实,新文化运动原本只是校园实验,最终变成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这种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追问与此问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发起新文化校园实验的那些人,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他们的思想成果,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发表出来?谁参与了他们新思想的传播过程?这又涉及到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包括传播的渠道、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效果,以及跟新文化作始者最初的想法有何差异?
如果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新文化作始者自己拥有的渠道,那问题还比较简单,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1920年代传播新文化最力的并不是《新青年》和《新潮》杂志,而是商务印书馆及其他上海出版同业。那么,出版界为什么愿意参与新文化的传播?他们参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并不一定是认同新文化运动,更主要的是出于市场的考量。他们看到了新文化的市场潜力,通过他们的动员组织方式、文化生产方式,把新文化变成“外来、时髦的”商品,然后又通过他们无远弗届的发行网络向全国范围扩散,从中获益。出版家群趋新文化的过程,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由校园实验逐渐席卷全国的过程。没有出版家的介入,单纯靠新青年的一双拳头一阵呐喊,新文化在短期内激荡成潮是很难想象的。因此,研究五四,不仅要研究启蒙,也要研究“启蒙的生意”。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地呈现出多元的五四和多岐的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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